国博大展《卢浮宫的创想》讲述博物馆的历史

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玉雕像 朱晓云摄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卢浮宫。的确，要领略卢浮宫博物馆40万件展品何止千般路径？然而，被《蒙娜丽莎》《米洛的维纳斯》和《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吸引着的参观者们往往忽略一个事实：卢浮宫并非生而即是博物馆。

作为堡垒、作为王宫、作为法国艺术肇兴之地的卢浮宫，其历史之丰富之复杂毫不逊色于琳琅的馆藏，但即便最地道的巴黎人，也未必能清楚道出这座位于塞纳河右岸的既古老又现代建筑的前世今生。不过，远在北京的人们，却有了机会可以“走进”那宫墙背后的八个世纪——就在这段时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卢浮宫的创想——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八百年》展览。

法国历史蔓生出的卢浮宫

《卢浮宫的创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题展览，因为它并不专注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艺术流派，而是通过卢浮宫博物馆八个藏品部门的126件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再现世界最大博物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早在作为博物馆之前，这座建筑的功能演变，从而揭示卢浮宫与法国历史相互纠缠、互为参照的复杂关系。展览最终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卢浮宫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展览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时期完成的“大卢浮宫”计划为切入点。这一改扩建工程对于卢浮宫的建设、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卢浮宫博物馆完成了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尘封于地下的中世纪卢浮堡垒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后，展览以时间为序，通过两条线索平行推进：一为卢浮宫建筑的演变；二是卢浮宫博物馆藏品的形成与丰富。

从建筑的角度，12幅《卢浮宫及其附近街区俯瞰模型》清楚地再现了卢浮宫从12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1190年，腓力二世在巴黎城边建立了卢浮堡垒；14世纪查理五世统治期间，卢浮堡垒卸去防御功能成为王室宫殿；文艺复兴时期，亨利四世提出“大卢浮宫”计划——将卢浮宫与不远处的杜伊勒里宫联为一体。宏伟的工程虽因亨利四世被刺身亡而搁置，但这个梦想却为后世列位君主所继承，直至19世纪中期拿破仑三世时期最终实现。而作为王宫的卢浮宫，也在历代君主的悉心装点之下，成为数百年欧洲建筑艺术精粹的集中体现。

从藏品的角度，作为王室珍品的收藏所在，在漫长岁月中，卢浮宫为未来的博物馆奠定了丰富的藏品基础。这其中必须提到法国伟大的君主太阳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前者热衷艺术与美，他引以为傲的珍玩、油画、版画收藏室，在日后成为卢浮宫博物馆工艺品部、油画部和素描版画部的雏形。本次展览第二单元中并排展示的三幅来自委罗内塞、普桑和鲁本斯的油画，就分别代表了路易十四油画收藏的三个绘画流派，即意大利画派、法国画派和北方画派。路易十四还在卢浮宫中建立了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并在迁居凡尔赛宫后，将卢浮宫完全留给了学院，使之在事实上成为法国艺术创作和展示中心。

拿破仑对卢浮宫馆藏的贡献更为显著。正是这只称霸欧洲的“雄鹰”，将全欧洲的艺术精品甚至埃及的珍贵文物，都汇聚到当时的拿破仑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前身），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博物馆。那件任何参观者都不想错过的奥古斯都皇帝玉石雕像，就是拿破仑从教皇手中得来的古代艺术品之一。当然，对拿破仑来说，其意义并不在于宝石的珍贵，当我们将之与他在杜伊勒里宫的圆形地毯对比时，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从而理解拿破仑借古喻今、效仿古罗马帝国一统欧洲的决心。随着拿破仑二次兵败，掠夺之物被迫返还各国，博物馆的空前胜景便只如昙花一现。凭借武力直接获得藏品就此结束，此后的当权者通过购买、考古挖掘、私人捐赠等手段，继续丰富着卢浮宫的馆藏，直至今天。

博物馆的历史与馆藏同样重要

如果说卢浮宫是世界博物馆发展史的活标本，一点也不夸张。这座建筑如此完整、系统地保留着国家政权与文化、与博物馆之间关系发展演变的所有细节，重温这个历程格外有趣。

卢浮宫的历史是艺术对政权既依赖、又抗争的共生过程。如上所述，路易十四将王宫让给了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的艺术家们，并将自己的部分藏品送给学院，作为艺术创作的教材，从而奠定了卢浮宫作为法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学院代表了君主贵族的审美，为政权服务。而在“启蒙思想”影响下，百科全书派则倡导自由、民主，他们一方面反对学院派对艺术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要求王室珍藏为全体公民共享。博物馆正是这种理念的直接产物。

尽管在路易十五时期，国王已经考虑建立博物馆，将王室藏品定期向公众展示，但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却是将君主制埋葬的“法国大革命”。从路易十八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浮宫都是国家元首、国家中枢机构和博物馆共处的所在。直至上世纪80年代“大卢浮宫”扩建工程时期，为将长期在卢浮宫办公的财政部等行政机构迁出卢浮宫、使卢浮宫完全为博物馆所有，时任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密特朗总统的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数百年历史沉淀造就了“包罗万象”的卢浮宫馆藏。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的卢浮宫博物馆也非一夕之功。从最初的王室收藏，到大革命时期对王室、贵族、教士阶层财产的查没充公；从拿破仑一世通过武力征服，到自欧洲各国获得的艺术战利品；从19世纪开始法国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规模不一的考古挖掘所得，到拿破仑博物馆被迫退还藏品、不得不由国家重新出资赎买，直至今天仍在卢浮宫丰富馆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私人捐赠，以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品捐赠抵税”政策……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方才有卢浮宫今天的馆藏规模。

也正因如此，卢浮宫的藏品注定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以至于在其中的“亚洲部分”已经进入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1848年以后的艺术品”分别成为奥赛美术馆和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藏品核心的情况下，“包罗万象”（universalité）仍然是卢浮宫区别于其他博物馆最重要的标签，也是卢浮宫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博物馆是保存历史、传承历史、讲述历史的地方。《卢浮宫的创想》让我们看到了一座收藏历史的博物馆自己的历史。诚然，卢浮宫本身往往被其藏品所代表的绚烂文明的光芒所掩盖，但必须承认，卢浮宫自身就是一件令人无法忽视的活的艺术杰作。

不妨设想，这些藏品若是被放在一个宽敞的库房，我们是否还会有步入艺术神殿朝圣般的感觉？直至今日，如同一位拒绝老去的妇人，卢浮宫依旧通过与当代艺术家的合作，不断改变着、鲜艳着自己的容颜，使之始终浸润在时代的气息里。思及此处，尤其耐人寻味——当我们定义博物馆使命之时，是否还应将其单纯看作文物收藏、保管、展示的场所？若如此，那么博物馆自己的历史呢？如果每件藏品都为自己的时代代言，那么博物馆不正应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人类历史的见证吗？

如果说每个展览都会给我们一些启迪，那么《卢浮宫的创想》则格外特殊，因为在这里没有哪件展品比其他更为重要，无论是考古出土的陶片，还是布歇、大卫、德拉克鲁瓦的名作，他们都平等地服务于同一个主题——卢浮宫的历史。法方策展人帕斯卡·托雷斯曾婉言拒绝为展览做网络直播讲解，他的话令人记忆犹新，“我不愿意让我的观点对观众产生影响，因为这个展览中，每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