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试论石鲁1959—1964年间的创作与写生

   1982年，年仅63岁的石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63岁，齐白石刚完成 “衰年变法”，大器晚成的黄宾虹还在广征博采地学习传统……中国画是一个需要长期文化积淀与笔墨修炼的古老画种，石鲁却在他短促的一生中经历了波澜壮阔、激风骤雨般的时代变迁：从四川仁寿一个家有良田千顷、万卷藏书楼的富家子弟到只身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从充满革命激情的美术官员、西北美术的领军人物到不堪批斗游街、残酷迫害而逃亡荒原的石疯子……这些悲壮曲折的人生经历成就了石鲁笔下辉煌的画卷，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本书虽然只收录了石鲁1959年到1964年五年间重要的主题性创作及相关的画稿、草图和写生作品，但正是这五年间，石鲁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达到创作的鼎盛期。这一时期也是新中国文艺，尤其是中国画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崛起于西安，以傅抱石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兴起于南京，李可染的山水画艺术也走向成熟他们共同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写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一

   与20世纪其他美术大家相比，石鲁的艺术更多来自于火热的生活，他的技法很多是全新的。石鲁早年求学于其二哥冯建吴创办的“东方美专”中国画系。冯建吴青年时代在上海就读于吴昌硕等海派画家开办的“上海昌明艺专”，曾师承于王一亭、王个簃、诸闻韵、冯君木、潘天寿等诸位名家，在传统中国画领域的诗、书、画、印诸门类中都受到严格的训练。后回成都筹资联友创办“东方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1932年曾邀请黄宾虹入川执教，给巴蜀画风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相对而言，少年时代的石鲁缺乏与名家交集的机会，是二哥将其引入艺术的殿堂。在东方美专，石鲁受过比较系统的中国画训练，当时他就崇尚石涛、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萌发独辟蹊径的艺术观。1937年，他第一次去峨眉山写生，二十多幅写生画稿显示出他追求新意的开端。可惜现在已经无法见到这些早年的作品。但是可以想象，十几岁的石鲁尚未打下深厚的中国画传统功底。不久，20岁的石鲁只身来到延安，因为条件所限，他很快转入到普及性的革命宣传工作，主要从事木刻版画创作，而且以人物画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尝试过油画，而且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但很快转入到中国画的创作。而此时正是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面临前所未有的“厄运”：国画的主要消费群体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打倒，国画家的生活陷入困境；传统中国画也因无法表现现实生活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国画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国画改革运动之中。1950年，蔡若虹、艾青等中国美术界的领导提出了“新中国画”的概念，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创作不仅要有能够反映新中国新面貌的新内容，而且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的获得的重要途径便是写生。作为来自延安的革命美术家，石鲁必然会思索“新中国画”的问题。1950年10月20日，他在《群众日报》发表了《纪念鲁迅先生，加强美术创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一文，指出：一、“必须摆脱所谓‘艺术至上’主义的圈套，使艺术与现实紧密结合，为大多数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努力创造富有‘助成奋斗、向上、美化、动人、叫喊与战斗’的作品。”二、“把自己投入时代的旋涡里与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和群众斗争的脉搏一起跳动，化自己为群众本身，才能亲切而深刻地抓住现实生活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石鲁当时对 “新中国画”的理解，已不局限于形式，而是抓住了“深入生活”这一关键环节。

深入生活，其实是石鲁艺术创作的一贯宗旨，现实生活就是他最好的课堂。他认为：“如果所经不多，所见不广，自然无从比较、想象和概括”，因为“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总是寓于具体的生活形式里”。 早在延安时期，石鲁便养成了随时随地画速写的习惯，任何时候都带着一个小本，看见什么画什么，信手拈来，收入画囊。正如王汶石的回忆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