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 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干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从这里介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心经》册页装，3开。第1开前1开,是白描观音大士像。第3开后第1开.是白描韦陀像，后面第2—3开是明王稚登、清张英、张照、励宗万等人跋和原梁清标题签。每单开纵288厘米,横108厘米。此册原为清张若蔼旧藏，有“炼雪鉴定”、“晴岚居士”等印。乾隆时入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藏印。《心经》原为手卷,入清宫后改为册页，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心经》前后的《观音像》、《韦陀像》是清人所绘。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

      这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赵孟頫的一件代表作品。它运笔自如，清润流畅，自成面貌，但细分析起来，却又感觉它笔笔字字都自有来历。我们知道，宋代书画艺术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马远、夏珪末流的画风，大多空阔粗疏，韵味全无。书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动神韵，传世的赵孟坚《自书诗帖》、文天祥《木鸡集序》，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赵孟頫，力图矫正时弊，有所作为。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托古改制一样，他在书画上，也以提倡“贵有古意”，来振兴颓势。在书法上，他用心临摹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的字帖，力求从魏晋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但宋末元初时，已没有东晋人那种以玄风为背景的风韵。赵孟頫临摹的拓本字帖，与钟、王、智永原写本的神采也已有距离。这样，赵的书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现。加之晋人席地而作、悬空书写，与元代端坐高椅、据案书写的姿势截然不同，书写效果判若有别。这样，赵孟頫虽主观上追摹古人，而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种貌似古人的新的书风。赵孟頫一心尊古、规模古人点划的临帖方式，对明清以来的书学影响很大。至于他借鉴行书的笔法与小楷的结体来写大楷，创造出一种别于欧、柳、颜体刚性楷书的柔性赵体楷书，则因其适应性强，大可书写匾额，小可誊录殿试大卷，影响就更大，试看元代刻书一律通行赵体，就可知赵字的风行程度了。

      赵孟頫所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非只一本，此册是写给中峰和尚的。中峰释名明本，号中峰，元代高僧， 主持吴兴弁山幻住庵。元仁宗曾赐号佛慈圆照禅师。圆寂后谥普应国师。中峰小赵孟頫九岁，但赵对中峰执礼甚恭。自北朝以来，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写经或雇人写经以为功德。但所写经卷。均用楷书，赵孟頫用行书写《心经》。在写经史上是一个创例。

      本册明王稚登跋说：“赵魏公平生好写佛经、禅偈，余所见甚多，指不可盛偻。盖其前身当是高僧，故津津于竺乾妙典，不一书而足也。”其实，在元代这一特殊的朝代，知识分子，不论是在野的，还是出仕的，精神都是有些苦闷的。他们或逃禅入道，或寄情山水，甚至流连风月，作为书会才人，编写杂剧。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至于赵孟頫，一方面，因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受到遗民鄙视；另一方面，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挤，以至于不得不向皇帝表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这种心境下，他写过一首《罪出》诗，说：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

      昔为海上鸥，令为笼中鸟。

     一个“笼中鸟”向空门寻些寄托，与其前身是否高僧，恐怕没什么关系。更何况赵孟頫还写过《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经》这类道教经典，那就更与高僧无关了。王稚登是晚明所谓“山人”之流。当时人沈德符在所著《万历野获编·山人》中。对王曾加以讽刺。此册王跋之陋，足证沈的讽刺是颇有道理的。